當「理盲」遇上「濫情」

從神經外科醫師，因為拼了幫病患開刀，反倒成為共犯，判陪三千多萬；接著是護理人力不足且無支薪的超時工作，台灣醫療可以說是愁雲慘霧。

這兩天到中部去上進修課程，與同組來自南部醫院的同學聊天，因為他是腫瘤科醫師，所以也就聊到這幾年來抗癌治療的發展。對於腫瘤科醫師來說，除了病情告知(告訴壞消息)是挑戰外，另外就是遇到第二線、第三線的標把藥物治療時，一旦不符合開立規定，很容易變成醫師不幫忙，社會不公平、不正義等的抱怨壓力。另外，他也說藥物蕾莎瓦(Nexavar)近來將通過可使用於晚期肝癌。


乳癌的化療因為選擇多，所以治療是「藝術」；遠端轉移的第四期大腸癌，存活期也大為增加，常可以看到新聞媒體報導「某藥物」又加入健保給付，或末期病人明明有藥可用，但健保卻不給付的可憐故事。

我突然有感而發，這十幾年來，大家已經忘記「醫療是有成本的」這回事。現行制度，醫師要遵守健保局的「規範」，但又常常被告知「由醫師來做臨床的評來來決定」，這逼的醫師，不但要與病人並肩作戰(球員)，同時又間接的成為把關的裁判，承擔給與不給的責難。

這十幾年來，民眾的權益意識高漲，不論是去健保局跳樓請命，或是透過相關團體要求健保給付，大家知道爭取權益的重要性，但我們卻忽略了相對的「責任」和「義務」。醫療是人權，但卻也有相當的對價，我們到底付得起或付不起？如果付得起，那什麼樣的條件下要給付，這都不是單純的「醫療」對話。試想：

一個遵從國家篩檢政策，每兩年做乳房攝影的中年婦女，仍不幸罹患乳癌與一個從來不參加癌症篩檢，卻發現乳癌的病患， 兩個都可享受一模一樣的給付治療。

你覺得如何呢？

如果我們在不斷對醫療要求品質、效率，但卻忽略參與其中民眾的責任或義務，那麼這場遊戲還玩的下去嗎？總不能濫情的希冀什麼都有，但卻理盲的誤信不需有任何遊戲規則吧？